[英国·牛津] 从“握手”起步的医学院:良好关系乃良医之本

金多情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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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医学教育创新现场考察】(3-2) 旨在培养“真正医生”的课程体系

正在英国牛津诺斯盖特健康中心工作的全科医学住院医师金敏珍。记者 金多静 摄
正在英国牛津诺斯盖特健康中心工作的全科医学住院医师金敏珍。记者 金多静 摄

“在医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课程,是一年级时上的‘如何握手’课。”

这是在英国历史悠久的大学城牛津诺斯盖特健康中心遇到的家庭医学科住院医生金敏珍的话。他毕业于巴茨与伦敦医学与牙科学院,同时持有韩国和英国的医师执照,履历罕见。当被问及在英国医学院的经历时,得到的回答出人意料。

把怀揣成为医生梦想的年轻人才聚集在一起,逐一纠正握手的力度、声音语调、眼神交流、站姿……这样一堂课,正象征着英国医疗对医患关系高度重视的理念。

“老实说,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上那门课。我当时非常讨厌那门课。”

课程的核心非常明确:患者打开诊室门走进来,与医生握手的那短短一瞬,是一切的起点。教授们不断强调,“决定第一印象的几十秒,往往成为患者是否继续把你视为专家或转而寻求其他医生的分水岭。”

英国医学院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会把“标准答案”直接灌输给学生。金住院医说:“在英国,仅靠教授在课堂上告诉你的内容,无法完全覆盖考试范围。”这与韩国医学院明确指出考试重点并通过向学长学姐索要前辈整理的考试资料来学习的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他解释道:“有时教授们因深入讲授自己的研究领域或兴趣点,反而会忽略真正重要的考试范围。最终你必须自己去找出‘可能会出现在试题中的部分’来学习,并与同伴、前辈共享。知识的全部并非都直接来自教授。”这意味着早早就会意识到课本之外、在医院实习现场学到的知识的重要性。

“如果不问患者,就没有诊疗”——英国医疗提出的问题

在英国,患者可以选择自己的治疗流程。例如,如果患者自行怀疑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并前来找全科医生(GP),医生会向患者提供一份包含三四家可提供精神科就诊的医院信息的清单。

金住院医说:“把医院清单发给患者后,会请他们‘看一看后告诉我们觉得哪家合适’。患者会根据位置或医院体系等因素自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医院,我们则根据该决定提出会诊申请。”这是一种以患者需求为中心,而非以医疗提供方(医生)为中心的医疗模式。

这种理念也深深渗透到日常诊疗中。金住院医强调,在诊疗的每一个环节都征得患者同意是基本原则。

“即便只是验血或拍X射线(X光)检查,我也会一定问:‘我准备这么做,您觉得如何?’如果患者不愿意,我们就绝对不能进行相关检查或开出相关医嘱。”

也就是说,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被置于一切之上。

作为牛津地标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圆顶图书馆,现虽为人文社科类图书馆,其根源却深植于医学。该建筑由18世纪英国王室御医约翰·拉德克利夫(John Radcliffe)捐资兴建,与其同名的拉德克利夫医院及科学图书馆共同构成了牛津医学发展的象征性遗产。图为拉德克利夫圆顶图书馆。记者 金多静 摄
作为牛津地标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圆顶图书馆,现虽为人文社科类图书馆,其根源却深植于医学。该建筑由18世纪英国王室御医约翰·拉德克利夫(John Radcliffe)捐资兴建,与其同名的拉德克利夫医院及科学图书馆共同构成了牛津医学发展的象征性遗产。图为拉德克利夫圆顶图书馆。记者 金多静 摄

“可能是癌症:”以坦诚建立信任

在英国医学院有一门每年反复进行的课程。医学生们会与专业演员面对面坐下。演员扮演今天要被告知癌症诊断或将听闻亲属临终消息的“患者”或“家属”。学生们像实战一样训练如何向这些虚构的患者传达最困难、最痛苦的消息。旁边的教授会观察学生的语气、表情、措辞,然后立即给予反馈。

“最近被诊断出癌症的患者,你会如何安慰?或者对尚不知自己已患癌的患者,如何第一次告知这一消息?”

通过这种在伦理和情感上都极为艰难的情景训练,英国医生掌握了与患者沟通的方式。金住院医说:“我们每年都会接受如何让患者在接收震惊性消息时尽量少受惊吓的传达方式培训,这种训练在实际面对病人时帮助很大。”

课程的要点之一是避免“仓促安慰”。即便癌症的可能性只有1%,也不会用“没事的”来安抚患者。相反,会把最坏的可能性摆到对话桌上,让患者有时间自行心理准备。

与先一开始只给出积极希望、然后在看到检验结果后再改口告知为癌症相比,从一开始就提醒“检验结果可能不太好”的方式,两者在患者日后所承受的冲击程度上可谓天壤之别。

最终由此可见,与患者的沟通是建立对医生信任的最重要钥匙。医生与患者共同承认医学中不存在“100%”,并形成携手共渡不确定性的伙伴关系,正是信任的起点。

‘好医生’由‘态度’而非知识造就:夏里特提出的议题

在德国柏林市中心,歌剧院与剧院如同城市空气般流淌的地方,坐落着柏林夏里特医学院。这里的教育同样从“患者”出发。

夏里特附属圣海德维希医院的治疗哲学被“贝丁格模式”一句话概括:

“治疗目标不是由医生决定,而是与患者共同决定。”

这意味着治疗的起点不是让患者适应医生的判断,而是进入患者的世界,与患者共同制定目标。

夏里特医学院从入学初期就严格教授“患者的语言”。由于德国的大学升学率低于韩国,因此将医疗信息用患者易懂的日常语言解释的训练是必修的。

夏里特医学院独有的“沟通、互动与团队能力(Kommunikation, Interaktion und Teamfähigkeit)”课程就是代表性课程。该课程不仅教授与患者沟通的技巧,还教授在多学科团队中协作的能力。课程反复进行与模拟患者(受训演员)的面谈、告知坏消息、说明同意书、冲突调解以及多学科会议排演等训练。

课堂上从刚高中毕业的十几岁学生到拥有临床经验的三四十岁护士、物理治疗师等,各种背景的学生共同参与。国籍与文化也各不相同。同伴们多样的经验与背景为讨论深度提供助力。老师不断询问“为什么这样想、这种看法是基于怎样的背景形成的”,以此拓展思考的广度。

夏里特毕业生、神经精神科专家文达云博士表示:“柏林的文化多样性改变了课堂氛围,也重塑了医学教育的格局。夏里特教育的核心在于超越知识传授,培养‘好医生’的态度。”重视对患者的态度的教育,能从根本上让人重新思考“成为医生”的意义。

夏里特的学生在入学一个月后便开始进入病房接触患者。作为几乎没有知识的新生,这固然让人感到迷茫,但他们会意识到医生不是只看疾病的人,更是倾听患者故事并建立关系的人。文博士表示,自己就是那时学会了如何与患者对视。在实习的最后学年(PJ),学生们会在现实中体会到教科书外的现状:无尽的文书工作与医院体系的限制、值班的紧张感与责任感,从而立体地理解作为医生的职业。

文博士说:“有时改变整个治疗计划,正是从患者的一句话开始。优秀的教育,就是培养不遗漏那一句话的敏感度与态度。”

(系列将续第4篇)

⋅ 采访翻译及采编协助:金东旭 译员·朴炳玉 译员

本企划得到以韩国政府广告费筹集的新闻振兴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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